Gong Weihan

巩维翰(1903—1983)字敬一。三河市齐心庄镇西曹庄人。巩维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三河县屈指可数的一名大学生，又因出身地主，在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影响，是一位富于爱国之心的民主人士。他在马坊镇美国教会办的一所小学任教期间，与早期革命者刘向道相识，在刘向道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中。他历尽坎坷，有过迎来胜利的欢欣，也有过蒙受冤屈的苦闷。然而，他热爱祖国，矢志不渝，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巩维翰的祖父是一位贫苦的农民，家中的生活十分清苦。他的父亲巩德仓(字子青)，十几岁时进了北京崇文门内圣道基督教学校上学，才得以认字读书，不久祖父便去世。父亲巩德仓毕业后，与北京崇慈学校毕业的学生王淑文结婚，并被基督教长老会聘为牧师。主要在京东宝坻、蓟县、顺义、密云、邦均、新集、马坊一带传教。巩维翰兄妹共六人，他排行在二，自幼随父母过着教会的生活。父亲巩德仓在教会任职待遇较高，子女也有福利，生活较为富裕。1929年，全家由宝坻教会搬到马坊镇教会居住，并用积攒下的钱在西曹庄置办了百亩地,全部租给附近的村民耕种。以后陆续卖了30多亩地，在马坊镇买了30余亩，除了家人耕种外，还雇用了一名长工。

巩维翰自幼聪明好学,为人忠厚，对穷苦的百姓非常同情，经常与穷苦的孩子一起玩耍，说话礼貌和气，从不欺负他人,完全不同于那些富家子弟。长大后，有时替父亲到农户收租，对粮食欠收的农户，他就瞒着父亲少收一些，农户们都夸他心眼好。

巩维翰1925年毕业于北京崇实中学，后在山东齐鲁大学医科专修一年，又考进北京燕京大学制革系，于1930年毕业。

在大学里，巩维翰学习认真刻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榜首。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懂得很多从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也就在大学毕业的同年，经在北平大昌实业公司任职员的姐夫邓荣汉介绍，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原籍河北省涿县的孙琢玉（又名孙福恩）认识并结婚。孙琢玉也是一位进步青年，二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婚后二人同去蓟县，在城内开办了一个手工制革厂，1932年12月，他们的大女儿小路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幸福和欢乐。

蓟县是冀东地区开展革命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消灭日军，还我领土的抗日怒潮。蓟县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在这里，巩维翰接触到更多的进步思想，更痛感中华民族受人欺辱、宰割，急需振兴。到了1933年5月，日军在蓟县、宝坻、三河等冀东大部分地区活动猖獗，巩维翰开办的制革厂也惨遭厄运，被迫关闭。

制革厂倒闭后，夫妻二人带着女儿又到山西省大同市谋求新的生路，由于巩维翰精通英语，孙琢玉擅长文学教育，二人很快找到了工作。巩维翰先在大同市青年会担任总干事，后给一位军官担任家庭教师。孙琢玉在大同市铁路学校担任教师。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夫妻二人互相勉励，共渡难关。

1936年，巩维翰全家回到三河县马坊镇教堂（马坊当时属三河县管辖），夫妻二人同在教会办的马坊镇崇实小学任教。

回乡不久，巩维翰结识了我党的早期革命者刘向道，直接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刘向道在1933年曾参加中共三河中心县委领导的秘密组织的"穷人会"。当"穷人会"暴动计划被敌人破坏后，刘向道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刘向道来到马坊镇门楼庄岳母家居住。一日，刘向道陪同岳母一家人（天主教会的教友）到教堂做礼拜，与巩维翰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几经交谈，刘向道发现巩维翰思想进步，有爱国之心，对日军侵华非常仇恨。当时，巩维翰不知刘向道的真实身份，便问："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抗日义勇军呢？"刘向道觉得巩维翰不同于一般的教友，便说："你也有抗日的愿望吗？"巩维翰坚定地说："谁愿意当亡国奴呢？"从此之后，他们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抗日大事，每当这时，巩维翰的妻子孙琢玉便领着女儿在门口为他们放哨。刘向道就将自己参加暴动，后因失败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心情和处境，全部告诉了巩维翰。巩维翰对刘向道抗日救国的革命精神十分钦佩，便利用教会的名义，将刘向道介绍到北平城里变道口教会田长老处，安排个磨豆浆的差事做掩护，继续寻找组织。

为了工作方便，巩维翰在教会临街扩建了门面房子四间，用两间经营一些粮食等日用品，剩下两间开了个乐福诊疗所。巩维翰利用业余时间为乡亲治病，对生活较困难的他从不收钱，乡亲们对他十分感激。

为了宣传抗日，巩维翰夫妻二人还利用晚上，经常找几个心爱的学生，以排练圣诗为由，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船夫曲》《农夫谣》等，激发学生参加抗日的斗志，为我方培育了一批批抗日骨干。西曹庄村的王瑞民（后改名王又民），毕业后参加了暴动队伍，后来又参加了抗日队伍。他们的学生李大可、巩连基、傅锡化、张文青、孟得恩等毕业后先后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冀东地区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组织的抗日队伍揭竿而起。到了夏季，邓宋支队打下了平谷县城，对附近的群众抗日活动影响很大。由于巩维翰的接触较广，他首先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巩维翰便利用进城购买药品为由，骑着自行车找到刘向道，悄悄的告诉他说："平谷一带来了红军，此军坚决抗日，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深得民心，你不如回去探听究竟。"刘向道闻讯大喜，立即同巩维翰一起回到了马坊镇，他们四处打听消息，得知邓宋支队攻占了平谷县城，巩维翰利用自己的名誉和影响，积极协助刘向道宣传抗日，传递胜利的消息，动员各界民众团结抗日。巩维翰骑着自行车到平谷县城请来一位八路军的主任，在夜间秘密地给本校毕业班的学生做演说，号召同学们毕业后去当八路军，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中去。

这位主任走后，没过几天功夫，一支身着灰军服，佩戴"八路"二字臂章的军队收复了马坊镇，穷苦的百姓终于盼到了自己的军队，人们奔走相告。一天，正是集日，八路军在马坊学校的大礼堂召开了全镇各界代表大会，一位负责人作了报告，学校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欢呼着，群情振奋。在此之后，马坊地区的农民武装，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穷苦的百姓成群结队地投奔到抗日部队。

1938年秋季，马坊镇长老会教区美籍牧师詹森和赫约翰，听到巩维翰与八路军来往密切的风声，赫约翰找到巩维翰说："教会不能开买卖，必须马上关张，否则搬出去。"教会的房子不能再住，为了抗日工作，巩维翰四处托人买房子，最后花了200块银元在马坊镇南门买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处在十字路口，北、西面临街，南面与镇的南门相衔接，墙外是土坡没有人家，夜晚关了南门以后，从南墙可自由出入，对做秘密工作十分便利。1939年初,全家搬到此处居住，巩维翰在临街建了铺面房，以开诊疗所为名，实则为抗日工作建了一个秘密联络点。

刘向道和巩维翰商议，要组织一支抗日暴动队伍，这时，三河县大石庄的石文远率领着100多名暴动队伍开到马坊，巩维翰恰与石文远相识，他就与刘向道商议，以石队为基础建立一支抗日队伍。巩维翰找到石文远，将刘向道介绍给他，当了参谋长。之后，他们便整顿队伍,收缴大户枪支子弹，队伍不久扩大到200多人,此时，又有十来股暴动武装云集到马坊镇一带，均是各立旗号，有的百余人，有的几十人，成份十分复杂，其中地主、富农，贫农、雇农、绿林好汉无所不有，虽然旗号都是抗日，但真实动机各异。为了将这些零散部队都统一到抗日救国大业上来。巩维翰、刘向道、石文远三人商议，由巩维翰出面与各部组织联络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由于巩家在三河以北颇有声望，加上巩维翰的才学，工作成效甚佳，各部的头目大都同意联合。正在这时，忽然从蓟县方向又来了一路人马，名为胡队，是胡香圃组织的武装，有500多人，枪支比较齐全。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抗日武装力量，巩维翰主动前去拜访，摸清底细，通过交谈了解到，他们是在邦均暴动影响下，由胡香圃、卜静安、李友梅拉起来的队伍，他们三人均是国民党，经过巩维翰的多次联系，三人均同意联合，并确定了联合整编的方案。队伍名称为"平、三、蓟、顺、密五县联合抗日游击总队"，总队下设三个支队，总计1600多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马坊西大树林子里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巩维翰主持大会，推选胡香圃为总队长，卜静安为副总队长，李友梅为委员长，刘向道为总队的参谋长。这支抗日武装的成立，巩维翰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的父亲是教会的牧师，不便公开活动，故未担任任何职务。巩维翰坚定地对刘向道说："抗日我是坚决支持的，我会全力地帮助你。"巩维翰也是这样做的，他积极动员教会人员，加入抗日暴动队伍；帮助刘向道分析敌情，制定战斗计划；将部队中的青年队员组成战斗突击队。刘向道、李友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多次到巩维翰的诊所接头谈工作，传递消息。但是联合总队成立不久，由于冀东地区暴动受挫，抗日联合总队也相继遣散了，为此，巩维翰很惋惜。但是，冀东人民抗日潮流是阻挡不了的，中华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巩维翰和刘向道商议，决心重整旗鼓。巩维翰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掩护，以传教为名，骑着自行车日夜奔走于蓟县、三河、邦均一带的村庄，寻找在暴动中失散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几十人，协助刘向道将这些同志重新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支游击队，使抗日工作又恢复了生机。

1940年,刘向道任蓟、宝、三联合县第三区区长时，巩维翰找到刘向道，向他介绍了马坊、三河一带的战时情况及敌人的兵力布署，并对刘向道要求说:"我做点什么呢？"刘向道说："敌人为封锁我抗日军民，规定了许多禁运品，部队的财源十分艰难，药品、纸张、油墨、粮食等物资买不到，你就帮助解决一下吧。"为了解决部队的困难，巩维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有一天夜里，巩维翰与抗日干部李友梅一起到三河城关镇伪商会会长家，巩维翰对伪商会会长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每个中国人都要有点良心啊！"经作伪商会会长的工作，第一年就为部队缴纳现款4000多元。马坊镇伪商会会长随即被我争取。以后，凡由巩维翰联系，都能按规定数目如期交纳，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部队。

1941年,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敌人对我方的物资封锁得更加紧了，为了给部队购买药品及物资，巩维翰冒着生命危险，以自己开诊疗所作掩护，骑着自行车到北平东四一家王姓药房秘密地将药品买回来。还通过中学同学周振勇的帮助（周振勇的家庭是富商），购买了德国制造的医疗器械，巩维翰骑车带回来后，由同志们在集日，装成赶集的取走。有时候，巩维翰把药品装在麻袋里骑车亲自送去。乡间的路不平，又怕碰坏了药品，巩维翰买了一辆美国三轮车。每次送药品时，由他的大女儿小路德帮着把车子从门道小心地抬出门去，并帮助爸爸看门放哨。

这年夏季，冀东主力部队在盘山活动时期，不少战士患眼病，由于没有药品不能及时治疗，病情越加严重，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刘向道找到巩维翰，向他如实地介绍了情况，要尽快地搞到药品，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巩维翰坚定地接受了任务。他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通过各种关系，两天后从北京购买了几百瓶眼药水，并设法及时地送到了部队。

巩维翰参加抗日工作，与妻子孙琢玉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孙琢玉出身中农家庭，上大学是半工半读和教会资助的。一生生活极其简朴，有着中国妇女勤劳朴实的美德。同巩维翰结婚后，她一面教书，一面照顾家人生活，全家的衣服、鞋都是她动手缝制，吃的大都是粗茶淡饭，她也从不乱花一分钱。孙琢玉执教多年，对家中贫寒买不起书的学生，不知有过多少次资助，在师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

为了支持丈夫的抗日工作，在1939年初，全家从教堂搬出买房时，因家中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孙琢玉毅然将自己的金戒指、项链等手饰贡献出来，解了燃眉之急。每当巩维翰为部队购买药品和物资时，钱不够总是得到孙琢玉的资助。1939年以后，巩维翰担任小学校长职务，为了使丈夫有更多的时间搞抗日活动，孙琢玉将学校里一切事务全部接管过来。刘向道及抗日的同志们到家里谈工作，孙琢玉总是站在院外，为大家站岗放哨，不论酷暑严寒，保护着同志们的安全，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同志们非常钦佩她。

1941年10月，巩维翰受刘向道的委托，为抗日政府购买一台油印机。巩维翰接受任务后，托他的姐夫邵凤元（牧师）以传教为名，从北平乘长途汽车带到学校交给了巩维翰。在一个集日，巩维翰把油印机装在麻袋里，扮成赶集的样子，亲自送到了抗日政府。不料，这次行动，被一个叛徒向敌人告了密。不久，驻张各庄日本宪兵队,以邀请的方式将他逮捕，关押在据点里。敌人从叛徒那里得知巩维翰与抗日政府来往密切，特别是与抗日干部刘向道情同手足，想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瓦解和消灭抗日游击队，抓住抗日干部。然而，敌人打错了算盘，伪军队长——汉奸姜子槐亲自提审，并对其施以种种酷刑，他被敌人灌凉水呛得鼻青脸肿，压扛子双腿不能行走，一支胳臂也被打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浑身是血，但他咬着牙，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字真情。

巩维翰被捕的消息传到家中，孙琢玉非常伤心，刘向道及同志们也很焦急，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营救。后来刘向道托人，给汉奸姜子槐送了很多礼，说了些"好话"，孙琢玉才被准到张各庄据点探监。

为了能去看望丈夫，孙琢玉每去一次都要花上很多钱。巩维翰的父亲因受牵连而被辞退，当时又患病在床，家里的经济已大不如前，但受巩维翰的影响，其父对抗日工作能申明大义。为救出巩维翰，他毅然拿出自己的积蓄，并变卖了一些家产，交给孙琢玉。

为了配合同志们的营救工作，孙琢玉不顾一切，东奔西走，借钱跑北平购物。将自己仅存的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金戒指和一块手表，也给了姜子槐。因恰逢冬季，天气寒冷，但为探望丈夫，她顶风冒雪，不畏严寒，往返要走50里路，每去一次，双脚都要冻伤几个大血口子。

孙琢玉看到丈夫被敌人打得浑身是血，衣服一条条的，寒冷的屋子里光着脚，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咬着牙，从不在敌人面前落一滴泪，她给丈夫的是鼓舞和安慰。可是，当她半夜里回到家中，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心情，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以稍解悲苦。她常常流着泪对女儿们说："你们的爸爸怕是活不成了，你们可要记住，他什么罪也没有，若有人问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她们的大女儿路德只有九岁，小女儿明德才不足四岁，两个懂事的孩子，望着妈妈点点头，扑在妈妈的怀里痛哭。

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摧垮巩维翰坚强的革命意志，便又耍了个新的花招。在一次孙琢玉探望丈夫时，汉奸姜子槐对孙琢玉说："你要好好地劝劝你的丈夫，只要他说出刘向道的活动地点，马上可以释放，而且可以任意要条件，否则，你也和他同样的下场。"任凭敌人百般恐吓，孙琢玉毫不畏惧，因而当晚夫妻二人被囚禁在一个寒冷的屋子里。面对敌人的毒计，巩维翰对妻子说："你要好好地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我就是死，也不能让抗日工作受损失。"望着丈夫坚定的目光，孙琢玉当即向丈夫表示："一是你要坚强的顶住，组织上已经在设法营救，我回去后与老人商量筹款，希望能用巨款将你赎出去。二是万一有变故，你牺牲了，我来完成你留下的抗日工作，与同志们一道抗战到底，并把家中老小照顾好。三是若能将你赎出去，你残废了，我来服侍你一辈子。"当时夫妻二人均不到40岁，家中老的老，小的小,为了抗日，他们想的不是个人安危。他们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又是抗日征程的革命伴侣。夫妻二人互相勉励，决心与敌人抗争到底。

敌人的鬼计又落空了，只好将夫妻二人继续囚禁起来。

后来，经过刘向道通过各种关系，巩维翰的家中又变卖了100多石玉米，马坊镇的伪商会会长出面讲情，才把他们从敌人的魔掌中营救出来。释放时，伪政府给巩维翰写了个"行为不检"的鉴定，使他被迫辞去了马坊镇小学校长的职务。

巩维翰回到家，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妻子照顾。那时孙琢玉还要到学校上课，劳累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期间，孙琢玉常带着女儿以串亲戚为掩护，替巩维翰联系同志，为部队传递消息。由于过度的劳累，孙琢玉不久就患了神经分裂症，整夜不能入睡，后来到亲戚家治疗休养了半年时间，才得以慢慢地康复。

巩维翰的伤好以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的工作中，他和弟弟巩维文（后改名巩固）继续以开诊所做掩护，为部队输送药品和物资，注意观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及活动情况，为消灭敌人，保证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夕，随着全国的抗日形势的发展，冀东地区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日本侵略军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方战斗捷报频传。巩维翰秘密地为我方运送传单，以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当时，马坊镇的教会已不存在，附近几个村的许多教友,经常到他的家里守礼拜，巩维翰便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战的胜利消息。

不久,我军开始攻打马坊镇日伪据点，在交战中，有一个日军受了伤。一天，几个汉奸找巩维翰到据点为日军治伤，巩维翰对日军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去。敌人见请不来他，便施展出一条毒计，他们把据点附近一家饭馆的老板叫到炮楼，命他去叫巩维翰。并威胁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立刻将你的饭馆炸平。"老板无奈，只得求见巩维翰："巩先生，为了我一家老小活命，您就去应付一下吧！"为了不使百姓遭难，他决定冒死前去。第二天，两名伪军持枪将巩押向据点，刚出家门，巩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痛骂起来，这下可激怒了两个伪军,其中一伪军气急败坏地朝他开了一枪，子弹从腿根部打进去，腿骨被击伤,巩维翰立刻瘫倒在地，鲜血染红了土地，他捂着伤口，艰难地爬回家中。

当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巩维翰万分激动，他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初，巩维翰因腿伤久治不愈，转到北平治疗。巩维翰将弟弟巩维文介绍给我方领导，让他继续为我党工作。

1947年腿伤治愈后，经一位同学介绍，巩维翰在北平第一区市民消费合作社担任经理职务。1950年因身体多病，又因腿伤落下的残疾而退职。孙琢玉在北京东四五条小学任教，他们全家人的生活全靠她的工资来维持。

巩维翰1979年病故。

巩维翰，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然而在中华民族受人欺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而毅然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