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Shuyi

1992年4月，红桃绽蕊，绿柳垂青，一片浓浓的春意荡漾着北京城。一个上午，在灯市口同福夹道8号楼，一间明亮、整洁的书屋里，我访问了原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淑义。

张淑义，是年78岁，两鬓虽已染霜，但她热情、直爽、思想敏捷，健于谈吐，往事一一从头谈起……

少年关心国家大事

1914年张淑义出生于三河县段甲岭镇。祖父张寿芝为武举张朝祝第十代孙，曾于清末中举人。父亲张钦士（志新）1911年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因参加基督教，擅自决定放弃海关的"金饭碗"，毕业后到北平基督教育年会担任学生部干事，当时每月收入只有海关职员月薪的一半。引起祖父震怒，令父亲立即携妻女进北京，另立门户。当时淑义已三岁，随父母抵京后，被送进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幼稚园，迎接她的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老师和三、五成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后来她考入小学、中学、大学。

父亲张志新(1890—1932年)是跨时代的知识分子，受过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又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基督教的洗礼。他把不识字的妻子送进公理会办的妇女修道学院学识字，给她取名为"王复生"。

淑义记得三岁前在祖父母家不受重视，迁居北京后，却受到父母的宠爱。父母夸她爱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杂志，鲁迅文章等。她爱学习、爱关心国家大事，爱旁听父亲在家举行的学生座谈以及和同事们商讨改革教会、迎接北伐、打倒列强、爱国救民之道。这一切给少年张淑义以深刻的印象。父亲去世后，仍有青年来家集会，母亲仍像父亲在世时那样保护当时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学生免遭逮捕，同情支持救亡爱国的青年。

参加"三•一八"抗日游行反对签订卖国条约

1926年秋，12岁的张淑义在北京艺文中学读书，3月18日，她随全校师生到天安门游行示威、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反对签订卖国条约，她人虽小却冲在最前面，对着持枪的卫兵,等候谈判代表出来。这时，段祺瑞的爪牙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她被游行的学生挤倒在人堆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满身是血，经红十字救护人员检查，是别人身上流下来的血，她并未受伤，但她幼小的心灵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当她回到家时，父母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夸她勇敢、有出息。当年寒假，艺文中学校长和李大钊等同志被反动军阀杀害了，学校被关闭，淑义只好投考贝满女中当插班生，直到1931年高中毕业。

在贝满女中学习期间，张淑义和同学高君纯参加了"河北省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河北联)组织的"到民间去"活动。她们到通县附近农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打倒列强、抗日救国"和卫生知识，并演出歌舞等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燕京大学的一名新党员

1931年.张淑义投考燕京大学被录取。因父亲有病住院，她被迫休学一年，1932年6月父亲病逝，9月她才得以进燕大就读，因家里经济拮据，她只得靠半工半读和奖学金维持学业，为了节约开支，她住在父亲的好友朗润园徐宝谦教授家。那年宗教学院学生孙化新（涣然）常到徐教授家谈论时事，淑义经过他的启发和介绍，参加了马列主义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社联等组织发起的一些活动。1933年她到上海参加全国基督教学联的成立大会。淑义听了宗教界知名人士吴耀宗和校园会领袖们的讲话后，又深入工人住宅区，参观附近的工厂和女工夜校，体验女工的悲惨生活和积极求学的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她的革命热情。1934年淑义参加河北联夏令会的筹备工作。她请知名人士邓裕志演讲女工问题，东北义勇军将领张德厚讲东北义勇军抗日的英雄战绩，受到与会同学们的称赞，推举她为河北联主席。

张淑义依靠河北联的进步骨干，编辑《葡萄架》简讯，举办"赈灾义演"，定期时事座谈等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了一大批纯洁的爱国青年。1935年10月，义勇军将领张德厚以东北大学的名誉，到燕大来找张淑义，告诉她党组织已经研究同意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当即和她约定时间与董学礼接头，由他们二人当介绍人，按规定举行了宣誓仪式，张淑义成为"一二•九"运动之前燕大的新党员。

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张淑义作为河北联的主席，于1935年12月初的傍晚，接到通知，到燕大男生宿舍参加一个大、中学生代表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要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为游行示威作各种准备。会上征求淑义同意，让她负责通知河北联所属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青年会或"团契"骨干分头发动同学们参加。当时北平的教会中学如贝满、育英、潞河、崇实、汇文、慕贞，以及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税务专门学校、天津政法学院等都有学生参加了游行。"一二•九"那天，燕大队伍由于没有经验，被阻于西直门外未能进城，她们接受教训，决定第二次游行。"一二•一六"大示威之前，城内有家的同学先进城，次晨再步行到前门一带与大队汇合。淑义家住东城黄土岗3号，头天晩上有好几位女同学到她家里过夜，天一亮她们就跑出去找队伍。大街上反动军警打开事前准备好的水龙头，向游行的队伍里喷水，大家迎着刺骨寒风，穿着浇湿透了的棉衣，继续向前冲，一直到队伍被打散。淑义步行到北池子时，突然有几个警察追来。她跑进一个死胡同，被警察打了一棍子，于是她又跑到一个大杂院躲了起来。院里的人虽不认识她，但知道她是参加游行的学生，都表示同情与支持。那天回家后，母亲告诉淑义，她也走出家门，向沿街店员、小贩、人力车夫等宣传学生游行的道理。她亲眼看见人们送茶水给游行队伍，不少人还跟着喊口号。十二月底，淑义发动河北联的全体会员参观中国大学举办的血衣展览，而后又参加了控诉大会。他们看到"一二•九"、"一二•一六"受伤同学的数百件血衣，对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极为愤慨。

1936年初，大学结业前，张淑义该交毕业论文了，当时社会学系主任严景耀教授同情并支持"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就同意淑义以"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经过"为题，在他指导下写成论文，不久她的论文被通过,当年7月，淑义取得了"文学学士"的毕业证书。

兼任女工夜校校长和妇孺难民收容所所长

1936年下半年，张淑义应聘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任劳工部干事。当时上海抗日救国会已经很活跃。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和劳工部主任干事钟韶琴都是爱国民主人土，经常参加各界、特别是妇女界的救国会活动。那时,张淑义兼任女工夜校校长，主要任务是走访各厂区为筹办女工夜校租借校舍；负责到租界地的工部局登记注册；选聘教师；请教师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编写适合女工的教材；负责辅导各校每周一次的"友光团"活动。"友光团"是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走上光明大道"之意，是女工夜校学生的自治组织。每次周会由学生自选代表主持，表演节目，在各班教师的辅导下，自编自演反映她们现实生活和革命要求的话剧，学演抗日歌曲、讲演、辩论等，活跃思想，锻炼口才和创新的才能，用集体力量进行自我教育。

淑义还有统战工作的任务，就是在上层知识妇女层中，由董事会批准成立劳工委员会，定期向她们汇报劳工部工作，宣传女工的觉悟和成就，得到她们的赞助与支持。

当时在各工厂区开办六所女工夜校。每校有晨、晩两班，每班又分初、中、高、特级，总计1500多名女工学生,30余名教师。课本除工部局批准指定的必读教科书外，还有教师自编自选的政治、哲学教材，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当时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即女工学生在本校三年毕业后，可担任初、中级教师。特级班教师多数是进步人士、妇救会推荐或自荐的革命知识分子担任。如罗晓红（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秘书）、胡瑞英（解放后曾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维清（解放后曾任轻工业部技术顾问）、女工出身的教师有李淑英（解放后任总工会食品工业工会主席，曾率团出访过古巴）。夜校每两周举行一次各校教师联席会议，夏季举行教师和"友光团"执行委员和女工学生代表的夏令会。请教育家陶行知和爱国民主人士演讲，请音乐家孟波、麦新等教唱救亡歌曲，请著名导演崔嵬指导演话剧。她们自编自演的歌剧《我们为啥生活这样苦》，生动感人，催人泪下,使大家受到教育。女工们由目不识丁到脱盲，很快提高了文化和政治水平，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她们踊跃参加历次罢工斗争、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三•八"妇女节的游行示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八•一三"抗战在上海爆发后，女工夜校被迫停办。女工的学生、教师们有的参加了胡兰畦组织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上了前线,有的留在上海为伤兵服务，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进延安抗大、鲁艺、女大等深造。解放后，许多曾在女工夜校读过书的人成为革命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八•一三"战火燃遍上海后，无数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上海女青年会又创办了三个妇孺难民收容所，张淑义兼任所长和女工教师、留沪女工学生骨干，共同担任组织难民、帮助解决生活、技能训练、学习、宣传等义务服务工作。坚持一年左右，直到局势缓和，收容所难民妥善安排后，女工夜校才得以恢复正常。

两次见到了邓颖超大姐

1939年，张淑义被调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劳工及民众教育部旅行干事，在邓裕志领导下开展全国性工作。（邓是20世纪20年代劳工部的创始人，是年已90高龄，仍不辞辛苦坚持劳工事业。）张淑义调任全国协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基层工作三年的经历，写出一本"友光团手册"，供其它地方市会劳工部参考。当时抗战烽火遍及全国，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的主要工作已转移到内地，重庆已成"陪都"o全国协会派淑义陪同负责人事的美籍干事夏秀兰到重庆召开全国各地女青年会的民众教育会议。她们二人从上海出发，经越南河内，乘火车到海防边境，进入云南昆明。夏秀兰在昆明视察工作后,乘机到重庆。淑义独自乘公共汽车先到贵阳了解情况数日后又乘车到重庆，和地方市会共同筹备会议。经她倡议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到会讲了延安民主政治；请进步经济学家许涤新讲了中国经济问题。会后，淑义独自到成都女青年会开展工作十余天。为掌握第一手材料，她四处奔波，到西安路经宝鸡时参观了当地创办的各种工业合作社，参观了附近农村的孤儿教育院，又经过西安的深入参观考察，一个大胆的设想：创办抗属制鞋合作社在她心中萌发了。

1940年初，淑义回到了重庆，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地方市会总干事杨清心建议，而后又去征询地方领导的意见，得到了批准和支持并得到了他们和当地女青年会中几位当局执政夫人经济上的援助（有国民党要人陈诚夫人、吴国桢夫人等）。然后她又遍访抗战家属，决定在南岸创办一个制鞋合作社。经中央驻渝办事处同意，调燕大校友卢琼英自蓉来渝和淑义共同筹备。创建"制鞋合作社"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一方面抗属可得到工资的补贴，另一方面，缝制布鞋送给前方战士，表达她们的怀念支援之情，既有精神鼓励，又有物质援助，将大大激发前方将士的抗战热情。

2月底，淑义接到宋氏三姊妹召开"三•八"妇女节茶话会的请柬，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心中久仰的邓颖超大姐和宋庆龄女士。

正当淑义兴致勃勃创办抗战家属合作社之时，意外收到全国协会转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名给她的奖学金表格，另附女青年全国协会通知，内称："凡在女青年会服务期满五年者可有一年休假赴美留学。"这份奖学金表格原来是指定给燕大校友的。淑义当时收到的一份，是燕大校友高君哲用上届奖学金在哥大社会工作学院进修两年获硕土学位之后，照例按校方要求推荐给张淑义的。淑义因舍不得离开内地已经熟悉并开展起来的工作，犹豫不决，遂去中共办事处汇报请示。

来到中共办事处，张晓梅首先接待了她，然后领她会见邓颖超大姐。淑义走进内室，看到邓大姐真是喜出望外，她立刻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听后，劝她不能犹豫，应按女青年会的安排，立即赴美留学，接着她又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出来与淑义相见，并说明淑义来的意图，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党的隐蔽精干的政策，对淑义做了耐心地说服工作，使淑义明确了留美的意义，坚定了赴美留学的决心。

赴美留学

1941年9月，张淑义和燕大校友龚普生（当时上海女青年会干事，解放后曾任我国驻爱尔兰大使）同轮赴美。

淑义初到美国，人生地生，那里的人都用好奇轻蔑的目光看待这位来自中国的女子，指指划划地说什么："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使她一度产生了自卑感，言行拘谨而思绪万千……她常想：我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的，是为了将来回国更好地为妇女儿童事业工作的，决不能辜负邓大姐、周恩来的期望，不能自馁,一定要振作起来。她曾鼓足勇气应甘布教授之请，到他家坐在花园草地上，给围在她周围的少年儿童（教授的子女和他们的小伙伴）讲述我国女工们在双重压迫下，白天到工厂劳动，晚上到夜校勤奋学习及如何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故事，受到教授夫妇和美国孩子们的赞赏。她曾应邀到美国东北工业区和中南一带黑人聚居之地观看学习女青年会劳工部为女工会员举办的谈天活动。还应邀到地方工会和女青年会市会向会员们介绍我国学生运动和工人抗日救亡活动，讲述我国人民不再受压迫和奴役，已经觉醒，正在奋发图强的感人故事，使美国人逐渐改变了对淑义和中国人的看法。

淑义留美期间，巧遇美共中国局书记徐永瑛，通过工作联系和日常交往对他的经历和为人都有了了解。徐永瑛1916年在江西投考清华大学被录取，1924年毕业。他一向关心政治，倾向革命，曾任清华周刊第303-318期编委。毕业前他与施滉同学利用寒假自筹费用到粤滇旅行，拜会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和李大钊同志。毕业后到山西冀公权为校长的中学教英语，并抓紧时间了解国情，一年后公费赴美留学。1927年，正当国共分裂，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徐永瑛和章汉夫等毅然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他在美国时，曾被国内反动当局登报、通缉三次，被取消清华官费留学和回国川资。他任美共中国局书记多年，那时正值美国经济危机，在极其艰苦贫困的条件下，徐永瑛仍坚持革命活动。他组织发动留美中国同学抗日游行，建立反帝大同盟,组织洗衣工人联合会；创建中国餐馆工人组织，先后创办了《先锋报》和《美洲华侨日报》；组织对日禁运、援华抗日活动等，淑义与他志同道合，情意相投，于1942年9月，两人结成革命伴侣。

淑义到美国后的前两年，以学校进修为主，主修课程多半是在国内四年大学的基础上需要加深的。也有过去没学过的具体科目。如"宣传报道要则"、"调研中'听'的艺术"、"子女在家中排行不同、性格各异"、"心理卫生"等。淑义曾以当地失业工人救济，黑人贫民窟福利、失学流浪儿童的教育管理，以及儿童福利等作为实习课进行家访和社会调研。她的硕土论文是关于"美国产业工会对会员的教育活动"。为了写好论文她曾深入到各大工会采访，收集资料，每到一地都受到会员们的欢迎与合作。毕业时她取了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5年，我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率领章汉夫、陈家康来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徐永瑛、张淑义闻讯,立即投入迎接他们的准备工作。她不顾有孕之身，到处奔走，托友人寻找合适住所，以保证我代表团的安全。徐永瑛则协助编写《延安民主建设》手册，以供代表团参加会议时分发给各国代表们。

学有所用

张淑义在与董必武接触过程中，曾表示愿到延安当保育员。这一心愿得到董老的支持。代表团散会后回国到延安不久，淑义便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回国路费，同意她和徐永瑛携子回国。回国后,她应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进一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会后服从组织分配，先到洛杉机托儿所工作，后调到全国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在康克清部长领导下，走上了她终身为之奋斗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徐永瑛回国后，被安排在外交部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完成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发行任务；曾荣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副会长，负责与尚未建交的国家友好往来和建交的准备工作。积劳成疾，于1968年与世长辞，享年66岁。

197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左二)、副主席康克清(左三)、秘书长张淑义(右一)在观看儿童画展。

淑义调到妇女儿童福利部后，遵照康大姐的指示，立即开始对妇女儿童福利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举办多种多样的托儿机构，工厂设哺乳室，广大农村推广新法接生。提倡各地开办接生站、培训助产士、备有消毒的"接生包"到产妇家中接生等；普及婴儿卫生教养知识，编写教材，举办保育人员训练班。当时"赤脚医生"和多种形式的托儿所、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直至今日，这些经验和做法，有些地区和国家仍在试行效法。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朝鲜，战火漫延到朝中边境，引起了国际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慨。1951年底，国际民主妇联举起"保卫和平，保卫儿童"旗帜，期望"团结世界各国关怀儿童幸福的父母和各界人士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使儿童免受战争灾难"。发起召开国际保卫和平、保卫儿童会议，号召各国妇女儿童组织派代表团参加。作为国际妇联的会员团体，我国妇联副主席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并责成妇儿福利部负责筹组代表团赴会。在康部长的领导下，淑义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筹备工作。会议在维也纳胜利召开，并通过各项决议。在以后的岁月里，淑义为执行会议决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62年曾与全国妇联国际联系部合署办公，仍坚持与国外儿童机构、妇女团体代表人物友好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宣传我社会主义祖国对母亲和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在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司法等方面的成就。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以下简称"保委会"）曾用英、法、俄三种文字编译出版《新中国儿童》画刊十八期，在外国广为宣传,受到好评。在国内经过采访、报道我国妇婴工作的成就也起了促进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委会经过上级批准，开创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残疾人协会的组织联系，互派考查团到欧、美、日各国参观访问，联合国曾多次到我国考察、交流经验。各国代表团在我国青岛举办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第三世界各国的代表讲习班,以推广我国的经验，这些对我国妇儿福利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有所为

淑义同志曾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不负众望，积极参政议政，就我国儿童保育、教育和盲人教育等问题作出了不少贡献。

1982年，淑义离休了。有人对她说："应该知足了。""可以在家安心享福了。"她笑着说："是的，不再需要每天起早贪黑赶时间上班了。"但人的一生就止于此吗！她说："祖国和人民的血汗养育了我，我应该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这才算是真正的幸福。"她克服了糖尿病的折磨，坚持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她在职时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为弱智儿童教育事业尽些义务。原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在雷洁琼教授任会长时，淑义参加了该会的社会福利组，由二三十位热心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在宣武区建立一所培智中心学校，作为社会福利组的实习园地。这一愿望未实现，淑义就离休了。离休后，她仍为此事呼吁奔波。宣武区教育局鉴于淑义的热情和经历，聘请她为"顾问组"的顾问。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顾问组先后组织了三期教师讲座，请各方面专家讲课，并邀请全市各区的培智学校教师听讲。遇有外国专家来华，顾问组必尽全力邀请他们到校介绍弱智儿童教育经验。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这所培智中心学校百余名弱智儿童的智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过去在普小跟不上班，多次留级甚至被开除后流浪街头，被视为"傻孩子"的儿童，经过特殊教育，今天已有不少毕业生应聘到工厂做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现在尚未毕业的儿童,多数已能生活自理，学会了讲话、读书识字，懂得了文明礼貌。他们不再是父母的后顾之忧。淑义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受到社会的称赞，得到了最大的快慰。

临别时，张淑义对我笑笑说："我认为，这种'老有所为'，也是健康长寿的法宝之一啊!"